不少成员国在体系建立之初还只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进入21世纪，西方的经济实力衰退，彼时的殖民地成为此时拉动全球经济成长的新兴势力，话语权的分配还停留在70年前。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大大收敛了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美国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全球资产泡沫盛行和以邻为壑，使我国产能调整始终面对着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
自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值得深入探讨，分别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2年以后经济下行时期。林毅夫教授建议，当我国人力、土地、资源、环境、货币更贵时，就应转向面对未来20年的新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产业定位。应以全球视野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格局 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传统轻纺工业面对着全球需求萎缩、成本上升、摩擦加剧、内需转型、消费升级、产能对外转移、新竞争对手威胁越来越大的调整困境。然而，一旦全球经济泡沫破灭，这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风险就一定会裸露出来，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消化无论是建立各类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比如东盟经济圈、中韩自贸区），还是创立金融多边合作机构（比如丝路基金、亚投行），这一影响、排斥和阻挠，总是如影随形，从未停止或松懈过。
比如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只有3.8%，在亚洲银行的股权份额也不到6%。就是说，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比治理结构的博弈更重要，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这些领域既是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的差距所在。
在经济效益上，多年来我国制造业过度依赖于资源和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发展方式粗放。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的发展。进入专题： 制造业 产业结构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推进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广智能制造为切入点，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表明：一部苹果手机批发价是178.96美元，其中日本、德国、韩国分别能取得34%、17%、13%的分成，中国只能拿到3.6%，约6.5美元。具体表现在6个方面，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偏低、质量品牌竞争力不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和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水平不高。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富国之基和兴国之器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我们要实现双中高，最大的潜力在内需。同时，注重预期调控，增加透明度，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调控方向。这些既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一举多得。
GDP仍被世界组织和各国官方普遍认可、广泛采用。中央强调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偏向，但不意味着不要GDP指标。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实现双中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要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我国产业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打破了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
我们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国内发展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显现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出现了阶段性特征。
从现在的转向到最终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其间会遇到风险、经历阵痛，对此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和充分的应对准备。四要依靠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双中高。作为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的综合衡量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确实有诸多缺陷，比如，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要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要扩大出口，那就得按国际质量标准、发达国家质量标准来生产，就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不仅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整体水平。一要依靠扩大内需推动双中高。针对这些缺陷，近些年来国际有关机构、很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具先进性、可行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综合指标。
新常态下需要有新思路、新办法，但不能否定那些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简单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通过结构性调控，或定向宽松或定向收紧，有扶有控、有保有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双中高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两个侧面，二者内在联系、相辅相成。扩大对外投资，就要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同一层面进行竞争，这就倒逼我国企业提高素质和竞争力，进而通过传导带动国内发展。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关心GDP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心中无数，那就会出大的问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即通过总量性调控，使经济在合理区间箱体运行，避免大起大落。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如何把握新常态的宏观政策取向？如何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新常态下，以刺激有效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催生培育一批产业。
新常态需要有新政策、新举措，但要在保持基本政策和重大举措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适时适度地调整完善，不能来个180度大转弯。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积极作为。
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协同调控、系统调控格局，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在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基础上实现更持久、更高效的增长。又如，治理环境污染，可以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重预调、微调和精准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区别情况、分类施策，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三要依靠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动双中高。
通过挖掘内需潜力，既能促进增长，也能推进结构调整。总之，在新常态下要坚持扬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通过改革创新，重构我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综合施策推动双中高 记者：一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布，增速继续放缓。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黄守宏：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课题，宏观经济政策要服从服务于这三大课题，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创新和完善。
这就说明，新常态指明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非现实的结果。这就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总量性的区间调控与结构性的定向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框架。
加强供给管理，关键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所以问题不是出在GDP指标本身，而在于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它。
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黄守宏：在这一问题上，要防止片面化、绝对化、极端化。通过供给管理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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